被慈禧太后所坑？曾国藩一世英名毁在谣言，最终郁郁而终

清末自从签订《天津条约》以后，洋人传教士开始在各地进行传教工作。传教士享有建造教堂、治外法权、以及“宽容条款”所赋予的特权，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建屋的特权，有些传教士之中的败类在中国霸占地产，引发当地百姓的强烈不满。

　　治外法权问题，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宽容条款”赋予教会特权，中国基督教信徒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但是他们绝非虔诚的天主教徒，而是利用“宽容条款”横行乡里。百姓与教会之间许多冲突由此产生。

1870年的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传教士开设的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死亡，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那时候，中国民众对于西药了解不多，认为西药都是用人体器官制造的。于是民间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等荒谬谣言。

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绑匪武兰珍，为了脱罪，口供中自称绑架孩子送往望海楼天主堂一侧的席棚栏杆，与天主教徒王三直线联系。她的口供对于教堂绑架虐杀孩童的谣言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第二天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但是此时愤怒的群众们已经无法保持理智。

　　谢福音神父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丰大业在前往教堂的路上，又与知县刘杰发生争执，怒而开枪，打伤了知县的远房侄子刘七，民众激愤之下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引发天津教案的谣言，也在一些其他地区流传，烧教堂，杀洋人传教士成为一种运动。

6月24日，多国军舰来到天津，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要求清政府严惩烧教堂杀洋人的凶手。法国方面最初以为是地方官员的怂恿，才导致不明真相群众的妄为，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慈禧太后派出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曾国藩明知道慈禧太后这是把自己推到进退维谷的地步，处理这件难题，要么得罪洋人，要么得罪国人。不管怎么样，他曾国藩以后的日子都不会太好过。曾文正公考量当时局势和国力，决定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便最后能单独与最大的苦主法国交涉。

1870年六月初十，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指责天津人民不明就里、不计后果的冲动行为。随后他通过深入调查，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判决将杀人放火者为首的18人处死，充军流放从犯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各国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代表清政府出使法国赔礼道歉。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暇注意东方事务，也就接受了这个条件。

　　这个交涉结果，有不少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而这正是慈禧太后所喜闻乐见的，朝中这么强大和稳重的人物，慈禧太后自然不希望他深得民心，所以才会将这次的烫手山芋交给曾国藩处理。

　　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交接当年，曾国藩问：“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鸿章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最后判决是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不变。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从此闭门不出，一年后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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