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家有多富，制度说了算？

在这个世界上，尽管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世界强国，然而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繁荣程度却参差不齐，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国和弱国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根据世界银行的估测，当今最富有的国家的财富是最贫穷国家的496倍（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别是84290美元和170美元）。

不同的国家之间为什么会有的穷、有的富呢？诸多著名的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回答是：市场的自由、分工和协作程度决定了国家的财富水平，压抑市场自由的国家必然走向落后和萧条。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和生产水平的关系导致了国富国穷，多出力少生育的国家才会富裕。凯恩斯则认为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是最重要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不会遭遇“市场失灵”的悲剧。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发展学教授戴蒙德在其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探讨了国富国穷的终极原因在于地理环境。而哈佛大学教授、“休克疗法”的创始人萨克斯则将地理、气候、殖民统治、军事等条件全部囊括进来，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因素。

这些理论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原因，但仍有很多现象无法用这些理论来解释。

人为割裂的城市

美国和墨西哥的交界处有一座叫做诺加利斯的小城，它原本是一座城，但被一个围栏分成了两半。如果你向北看，你看到的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家庭年收入至少3万美元，大部分成年人都接受过高中教育，人们身体健康，有较高的预期寿命，不用担心生命安全、盗窃、掠夺和不平等的商业投资机会，如果对地方政府不满，可以用选票将其换掉……但如果你向南看，你也会看到一个诺加利斯，不过它属于墨西哥的索诺拉省，这里的人们的年收入只有美国的诺加利斯的1/3，大部分成年人都没上过高中，医疗条件很差，母亲总是担忧婴儿会夭折，很少有人关心公共事务，这里的犯罪率很高，商业投资的风险很大，官员每天都活在政治腐败的丑闻里面……

两个诺加利斯所处的环境有多大的差别呢？美国的诺加利斯是美国政府1853年从西班牙殖民者手里买过来的，生活在两个城市的居民都是同一类人，他们处于相同的地理环境下，疾病传播率是相似的，他们喜欢同样的食物、同样的音乐，拥有同样的姓氏。总之，这两个城市在地理环境、文化、人种、种族结构及疾病方面没有差别，但两个城市一个繁荣发达，另一个却萧条落后。

造成这两个城市最终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斯莫格鲁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的诺加利斯是美国的，采纳的是美国的制度；而墨西哥的诺加利斯是墨西哥的，实行的是墨西哥的制度。不同的国家制度对国民有着不同的激励机制，由此导致国家间的贫富差距。

“榨取性制度”的困境

美国和墨西哥最早都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为什么这两个国家最终会形成不同的制度呢？阿斯莫格鲁认为这完全取决于殖民者的目的：如果殖民者是要在殖民地扎根的，他们就会将好的制度移植过来；如果殖民者来这里只是想赚一票就走，他们就会最大程度地利用当地的关系网络，培植代理人和买办，建立掠夺性的制度。

西班牙殖民者1516年踏上南美，他们去墨西哥的目的只有一个：寻找黄金和白银。他们控制这里的目的是发动和驱使当地人为他们寻找金银，一旦发现没有，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抛弃这里。因此他们采用奴役、控制的方式和当地既有政治势力联合，发展当地的爪牙，让他们驱动可怜的土著居民。后来，当殖民者不得已退出这片土地后，他们创造的这种“榨取性制度”已经在这里扎根了。即使南美地区的那些国家获得了独立，但国民并没有获得自由，他们依然延用了过去的制度，当初的爪牙们上面没有老大了，他们自己就成了老大，这些人对待自己国家的人民和统治方式跟殖民者没有太大的差别。

非洲和南美洲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命运。塞拉利昂钻石开采业的繁荣反而使该国变得越来越贫穷；尼日利亚和刚果持续遭遇着贫困的窘境，尽管这两个国家分别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这三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发现，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可以为自己谋取巨大的利益，但他们并不会考虑整个国家的福祉。

“榨取性制度”的最大弊端在于，统治者为了维护现有的秩序和权力，极力压抑改革和创新。沙俄和哈布斯堡帝国反对修建铁路，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削弱贵族的权力，还会滋生革命。16世纪英国女王害怕机器会使人们失去传统工作，从而引发政治的不稳定，因此拒绝技术革新。这些无疑大大限制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

“包容性制度”的活力

而美国则完全不同，来到北美的殖民者是因为欧洲发生灾荒被迫逃难来的，他们没有“捞一票就走”的心理，而是想长久地居住在这里。因此他们必须亲自劳作并建立起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的奖励机制，继而发展出一种富有包容性的制度，这种制度为大多数公民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一个安全的制度结构，如保障财产权，鼓励对新技术的投资。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不用担心自己的成果会被别人拿走，他的生意做得再大，别人最多只能眼红而不能掠夺。

“包容性制度”带来的透明度会让人安心地劳作，可以激发出人们无限的能量和创造力。而“榨取性制度”则相反，人们惴惴不安地努力，害怕自己的付出没有回报，他们见机行事，要么逃离这里，要么巴结那些剥夺别人的权势集团，最终导致全社会的努力和创造性远远低于其潜力。

正是这种制度的差异导致两个诺加利斯城截然不同的结果。而诺加利斯的现象并不是特例，在朝鲜半岛，“三八线”划定之前，韩国和朝鲜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几十年过去了，韩国成为全世界发达地区之一，而朝鲜却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地区之一。前东德和西德也是如此，拥有相同环境和人口状况的地区被政治界限划分，然后导致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最后又影响了国家从财富积累。

阿斯莫格鲁以这些相互临界的国家为依据，最终得出结论，即使不相邻其地理环境、人口不相似的国家在经济地位上的巨大反差，同样要归结于各个国家或好或坏的制度。

制度决定财富

威尼斯大概可以算是中世纪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了。1330年，它的人口是当时伦敦人口的3倍。威尼斯的富裕来源于发达的海上贸易，这除了得益于其优良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当时威尼斯建立了一系列的“包容性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隐名合伙公司，在这种组织形式内，隐名合伙人往往是主要出资人，但他并不随船出海，负责经营的主要是另一名合伙人。通过相关合同，他们分担风险，共享收益。这种商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吸引了更多资金和人力投入到海上贸易。同时，在政治上，市议会每年会接纳100名新的成员加入其中。就这样，新的商人阶层不仅在财富的拥有上开始超越旧精英，而且在政治权利方面也对后者形成了挑战。

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和贵族的利益，威尼斯一系列措施：市议会逐渐对外关上了大门；隐名合伙公司被禁止；贸易被国有化；对从事贸易的个人开始征收高额的税收；长途贸易被贵族垄断。就这样，曾经繁荣的威尼斯，因为从“包容性制度”向“榨取性制度”的变迁，最终成为了一座博物馆城市，供游人凭吊它曾经的辉煌。

威尼斯的故事很值得中国重视。如今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如果能够将中国经济的增长建立在扩展自由和释放人民创造力的基础上，中国未来的增长就将是“包容性增长”。因此，中国的制度未来必须向“包容性制度”方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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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媒体：好百科 作者：《大科技》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