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在网上发言激进，在现实中却很谦和？

这些年，有群人明显在“逃离”互联网。他们不再写网文，不再发微博，不再发朋友圈，不再微信群聊，仅少量地一对一转发文章。

当然，还有一群人在网络上异常活跃、乐此不疲：点赞、转发、评论、群聊。

最近，一位朋友跟我说：“老郭，叛变了！”

他说的老郭，是我们认识多年的朋友。老郭是个技术宅男，平日话语不多，几乎不关心社会新闻。

不过，在疫情期间，他特意开通了一个公众号，针对李文亮医生、“方方日记”等敏感话题写了不少文章。但是，我们这些朋友都不知道这事，也没看过他的文章。

前几天，他们几个人一起吃饭，席间，老郭不小心泄露了“天机”，对“方方日记”发表了“长篇大论”。他的言行与日常表现迥异，这令在场的人颇感意外。

不过，老郭很快发现自己“失态”了，便立即切回了正常模式，然后用一句话“圆场”：“疫情期间，太无聊，瞎写点东西解闷。”

大家笑他：“你藏得也太深了吧。”

在写这段前，我特意打电话给他，征得了他的同意，他只要求用化名（老郭）。我想这或许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人在网络上说“狠话”，现实中却很温和。

在网上，我们经常看到与自己争锋相对的言论，而现实中，这些网络观点相左的人一直生活在自己身边，他们中有自己的朋友、同学、同事、亲人。与网络上的尖锐相比，现实中我们相处融洽，只是偶有争论。

若只看网络信息，我们会感觉到世界充斥着戾气，社会撕裂已经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但在现实社会中，似乎又一切如常。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段时间，沈阳一家餐饮店挂上了标语，写着“热烈庆祝美国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

这一标语在网络上“走红”后，媒体及广大网民对这家餐厅大肆批判。后来，横幅被撤，餐厅停业整顿，店长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

大疫当前，如此标语确实“反人类”。不过，这种“反人类”言论在网络上还少吗？美国疫情扩散，多少人幸灾乐祸。前段时间，“英国首相约翰逊进入ICU”的微博，有41.5万“点赞”。

与沈阳餐厅的横幅相比，网络上的言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横幅，不过是网络过激言论投射到现实社会中。

媒体与社会公众的态度为何截然不同？为何到了现实中，人又变得“善良”了？

网络与现实，到底哪里的言论是人们内心的真实意志？到底哪里的言论体现中国社会的主流民意？

这种扭曲，根本上是成本差异造成的。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现实中，碍于关系与面子，受制于压力与自我保护，人与人之间未必会完全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真实表达，可能要付出诸多额外的成本，如被群体排斥、单位开除、爆发冲突等。中国人的隐忍又超乎想象，抑制着各种冲突。

与现实相比，网络是一个低成本的公共区域。网络言论的成本、障碍、压力要小得多，很多人尽情地“发挥”。于是，网络上便充满各种辱骂、嘲讽及戾气。

有人说，线下言论成本高，人们会伪装自己；相反，网络言论成本低，更能够反映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其实，网络言论未必比现实言论更加接近人内心的真实。更何况，人内心真实的想法，与真实需求一样，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在经济学中，真实需求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概念。在市场交易中，有效需求才是真正的需求。所谓有效需求，就是“想要并且能够支付得起”的需求。

如果现在口罩免费送，要多少有多少，你可能会领1000个。但这1000个是你的真实需求吗？

如果口罩价格是1000元一个，你可能购买2个。2个是你的有效需求，但不一定是你的真实需求。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加入成本因素，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我们才能确定有效需求（尽管还不能确定真实需求）。

免费送的口罩，既不能反映真实需求，也不能反映有效需求。在舆论中，如果辱骂、欺骗、诽谤、构陷不用支付成本，那么没有人会好好说话了。“不好好说的话”未必是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与线下相比，网络语言及行为的成本过低（点个赞的成本几乎为零），类比为“免费送的口罩”，一些人不用顾忌压力与面子努力扩张表达欲，疯狂地猎取表达的快感（爽文），如一次性领取1000个口罩。

但是，这些言论未必是他真实的想法。与表达的“快感”效用相比，网络言论的成本实在太低，如此低的成本容易让人失去理性。

只有加入价格因素，讨论需求与供给才有意义。因为只有成本才会让人回归理性。

但是现实中，发表言论因成本太高，真实的表达需求可能被抑制。这样，人们的隐忍与克制，掩盖了对立与争执。网络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平台，线下大量被抑制的表达需求在网上可能“爆发”。这是一种报复性消费。

所以，线上线下的言论，都未能够真实反映人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成本差异巨大，价格机制失灵，造成线上与线下的舆论扭曲。

如何平衡？

一条沈阳餐厅的横幅付出的代价是餐厅停业、店长被拘。但是，同样反人类的网络言论却能大张旗鼓、大肆传播，无人为此承担任何后果。

网络言论成本是不是要大幅度增加？比如搞实名制，将网络言论与现实成本看齐。

这种做法显然不妥。

我的建议是：

一、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需要降低舆论成本。

一定的表达成本，可以让言论更加理性，但是过高的成本，又会掩盖真相。

人的表达需求，与商品需求一样，因成本变化而变化。但是，二者也有不同之处。有效需求是相对的，表达需求既有相对的也有绝对的。人有对表达真理、真相、真实的绝对需求，这个需求不应该受到高成本的约束。

比如，当疫情初发时，一线医生最早发现，他们对外发布疫情信息，不能受到太大约束，否则容易导致信息失真，错过最佳防控时间。

表达需求，如吃饭、睡觉一样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应该尽量降低人的表达成本，尤其是表达真实信息的成本。

二、必须明确法律界限，在界限内让人充分表达。

在美国，种族歧视、女性歧视及宗教问题不能充分讨论，法律将这些划拨到新闻自由界限之外。在中国，如果有类似的不能讨论的，也可以通过法律将其划拨到界限之外。并且界限之内的谣言、诽谤、寻衅滋事等，在法律上要非常明确。

比如，这次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对于谣言的管理问题。如果仅凭“发表、传播不实信息”来判断制造或传播谣言，显然不符合现实与规律。

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确保自己第一次发现、创造及传播的信息一定是真实准确的。疫情初期，几名医生所发布的疫情信息也不是完全准确的。所以，不确定的不准确的信息，也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

最高院在疫情期间发文解释：“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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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媒体：好百科 作者：智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