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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的苹果”是文学史影响最深的误译吗?

MY分享站 2020-04-23 浏览252次
“亚当的苹果”是文学史影响最深的误译吗?的头图

十七世纪中期,盲眼诗人与政治运动者米尔顿也展开了文学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误译。他以圣经传统为本,着手撰写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提到“那禁忌之树的果实/致命的滋味/把死亡带到世上。”在这段文字中,米尔顿是按照数世纪以来学者的作法,把希伯来文的peri笼统译成“果实”,有时又让它化身为无花果、柑橘、杏桃或石榴(在西斯汀教堂天花板上,米开朗基罗所画的人形蛇就盘绕在无花果树上)。

但写了七千行文字之后,米尔顿回到犯罪现场,揭露禁忌之果的身份,从此之后它便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果实:“为了满足我品尝那美好苹果的强烈欲望,我决定/不要推迟……”苹果真的只是凭空想像来的吗?或许吧,但不是米尔顿的想像。和同年代大部分有学识的基督教徒一样,米尔顿主要是依循耶柔米《武加大译本》里的译法。耶柔米在研究希伯来原文的禁忌树之后,才写下拉丁双关语——基本上是把“知善恶树”(malum),变成了苹果树(mālus)。

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在耶柔米的时代,连“mālus”也不光是指“苹果”,而是任何其他果肉多的水果,例如梨子或桃子。中世纪日耳曼艺术家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一五○四年的版画〈亚当与夏娃〉(Adam and Eve)显示这对男女站在一棵绝对是苹果树的树旁,而在一五○七年的绘画版本中更可以确定。大约在一五三○年,日耳曼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 1742~1553)也画了相同的场景。


即使过了一个世纪,到了米尔顿的年代,苹果一词仍可能有相当广泛的意义——夏娃所吃的醉人禁忌果实,所指的比较偏向是葡萄——但就在某个时间点,“美好苹果”变成是指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鲜艳红苹果(Malus pumila )。换言之,从希伯来文、拉丁文到英文(当然还有日耳曼视觉艺术),有个重要的文化与宗教神话比喻,或多或少可说是建立在误译,或至少是误读之上。

我们或许认为,无论夏娃是咬下禁忌的苹果或石榴,所要传达的讯息实质都是犯下罪过;就算我们把喉结从“亚当的苹果”改成“亚当的杏桃”,人类的历程可能也不会改变。同样的,谁又能说原罪果实在过去两千年(或者从米尔顿以降的几个世纪)来所造成的影响,确实是因为它是苹果?象征是很有力的事物,而前述象征在这世上格外声名狼藉,使得苹果不只是苹果,即使我们不确定它是否也会是柑橘或无花果。

其他的误译则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耶柔米在描述摩西下西奈山时的头部特征时(〈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二十九节),不慎把希伯来文的“karan”(光芒)看成“keren”(长角的)——每个编辑看到这个有点好笑的错误,应该都会起疑。不过,这让米开朗基罗在圣伯多禄锁链堂(San Pietro in Vincoli)的摩西雕像前额上长了角,而让人比较笑不出来的是,长久以来反犹太者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就是头上冒出恶魔的角。

另一个可避免、也应避免的宗教误解是“魔鬼诗篇”一词。它指的是古兰经中遭禁的诗歌(据说是先知穆罕默德所禁绝,认为那是撒旦暗示的文字),但其实穆斯林世界并未使用这个词。这其实是十九世纪英国东方学家的发明,这些被禁的诗歌在阿拉伯世界其实称为“gharaniq”,意思是“鹤”。

鲁西迪的小说《魔鬼诗篇》以阿拉伯文出版时,译者直译书名,但这作法在这脉络中并不正确,无意间让“魔鬼诗篇”不再是指遭删除的“鹤”诗歌,而是指古兰经本身就是由撒旦所写。这种亵渎之举并非作者原意,却导致国际间的骚动。伊斯兰对鲁西迪下达追杀令,他被迫隐居、离婚,连日文版译者五十岚一都遭到杀害,意大利文译者埃托.卡普里欧洛(Ettore Capriolo)也因而遇刺。

翻译重要吗?历史上曾有许多歪曲的陈述,例如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我们会埋葬你们”(We will bury you)是过度翻译,因而激化冷战时的恐慌(俄语句子其实是仓促中说的大话“我们会比你们长命”〔We willoutlast you〕),显示光是一个字就能造成天壤之别。译者传达或未传达某些资讯,会影响帝国的兴亡,或是否采取或忽略关键作为。

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例,如果九月十日拦截到的阿拉伯语信息能更早、而非十二日才解读出来,或许就能避免该事件对人命与国家态度造成的悲剧性后果。有时甚至只是幽微的差别:一九四五年七月,盟军对日本下达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铃木贯太郎回答记者紧迫的提问时说:“不予置评,我们需要更多时间。”但铃木用的词是“默杀”(もくさつ,意为“搁置、沉默”),也可以解读成“好啦好啦,随便”,而杜鲁门(Harry Truman)听到的就是这个意思。十天后,原子弹“小男孩”把广岛市打得灰飞烟灭。

这些都只是比较知名的例子,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再再证明语言间的沟通会带来何种冲击,以及沟通又多常破裂。如今全球各国越发频繁接触、武器越来越具毁灭性、商业交易更加错综复杂,因此拥有可靠的跨文化理解形式成了当务之急——不光是在国家事务层面,日常医疗、商业、研究、通讯、娱乐等领域也都包括在内。

但在思考这个问题时,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这角度和地缘政治较无关,而是和文化的丰富度有关。先前我曾在这本书中针对某个常见观点进行一番论辩:从伦理的角度看来,出版与消费文学翻译是应该的。许多译者都秉持这样的观点,连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和《无国界文字》杂志(Words without Borders)等组织也是如此;格罗斯曼就这样说:

翻译不只扮演重要的传统角色,让我们能接触到原本无数以我们无法阅读的语言所写成的文学,同时也发挥了重要能力,具体重现文学的存在,能为我们和过去未能连结的人,打造出和谐或更有意义的关系。翻译总是协助我们去认识,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为过去不熟悉的事物赋予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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