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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有人特别暴力,有些却又特别无私?

MY分享站 2020-04-24 浏览23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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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的制度和文化,无论伤害别人的行为如何残暴,人们总是会提出各种“理由”支持自己的做法。比如中世纪的人可以为了家犬互咬,抑或那本诗集写得更好的争执,最终变成生死决斗,现代人根本无法认同,甚至难以想像。

当时的欧洲人正是认为个人声誉、荣辱是重要的“是非对错”,生存价值之所在。而且,决斗要求其中一人必须要死,是为了结束其中一方无尽的戒惧,断绝后续暗杀对方或复仇的野心,也不必“拖别人下水”一起群殴,他们为此看来也思考过一些理由。这就是文化信念影响人们同理心与暴力行为的事例。

文化影响言行,也不能忽视先天因素

现代不再是中世纪,先进城市的生活不再充斥暴力,但是,无论制度文化如何减少暴力,趋向和平,暴力不会一刹那间消失。演化、大脑等先天因素影响人们不同程度的同理心,最终,我们感受他人痛苦的程度各有不同,有少数人确实比较冷酷无情,容易偏向以暴力解决问题。

一些相对冷酷无情和残忍的人,有若干先天因素影响,他们大脑中的杏仁核(Amygdala)反应比较迟缓不敏感,对血腥画面较冷漠,不容易恐惧,也对别人恐惧的表情没大感觉;尽管先天因素不会完全决定一个人是否成为杀人犯 / 恐怖分子,可是,就 “人格病态者”(Psychopaths)的研究,他们却有这些相类似的生理基础,可以解释他们比一般人更极端的言行。

如果一个人容易冷漠与暴力,受一定先天因素影响,那些少数特别伟大,愿意为人牺牲的人呢?心理学家Abigail Marsh曾经通过演说分享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年轻时一次车祸,有位陌生人不问情由出手拯救她,还维修好她那损毁的车,自此触发她研究人类无私利他的心理机制,为何有些人如此善良。就大脑研究方面,她从相反的方向出发,既然过往指人格病态者“较易”有暴力行为,缺乏同理心,发现他们的杏仁核反应较迟缓,甚至平均体积比一般人细小(小18%至20%),那么,那些 “特别有同理心 / 无私利他”的人,杏仁核体积会否平均大一点?

结果她的推测正确,他们杏仁核体积平均比一般人大8%。由此得出,偏向自私暴力,以及偏向无私利他的人,均较受大脑的先天因素影响。假如你询问那少数十分无私利他的人,他们为何无条件捐出肾脏给有需要的病患,他们会说帮助别人没什么大不了,正常不过,根本不需要特别理由,认为自己没什么独一无二之处。如果用“画圈”来比喻人们关怀其他人的范围,对于这些极端无私利他的人来说,他们助人的想法根本“没有圈”,价值判断无分你我。

同理心并非一成不变

然而,我们不必认为同理心仅仅出于先天因素, 因为上述只说明比较极端的事例。而人类社会制度、文化、经济的改变,大大影响了多数人的言行,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普罗大众的行为模式,愈来愈趋向减少暴力、增进同理心。就像Abigail Marsh亦关注平克的研究:

“心理学家史迪芬·平克向其他研究者表示,世界上的人们越来越难接受人际圈以外的人们受到折磨,所以许多残忍、暴力的事件才会越来越少像是虐待动物、家庭暴力及死刑。而各种利他行为越来越多。 一百多年前,人们认为捐赠血液及骨髓, 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事, 但在今日,这项行为却是相当普遍。 也许在百年之后,人们会认为捐肾脏给陌生人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就像我们今日认为捐血跟骨髓很普通一样。”

那么,当下我们的同理心仍有那些限制,需要不断通过理性教育加以改善?《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名为〈Empathy Is Actually a Choice〉的文章有不俗的分析。当中提及心理学家Daniel Batson及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即使人们触动了同理心,希望帮助他人,若知道需要耗用很多金钱、时间,他们也会逃避而不愿付出。而且,心理学家Keith Payne及同事Daryl Cameron的研究也印证,即使人们泛起了同理心,提出相同理由帮助他人,人们也只会选择帮助单一的受害者,远多于帮助许多受害者。

这看来乎应证了这句话:“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是个统计数据。”

我们无须失落,文章亦提及心理学家Karina Schumann, Jamil Zaki及 Carol S. Dweck发现,一些人了解到同理心犹如技巧一般,可以通过思考、学习加以改善;他们一旦觉知这一点,会更努力尝试扩展同理心,同理心的程度并非一成不变。未来,人类社会如何通过各方面提升同理心与文明,看来也是教育工作者们的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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