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场「马王政争」，君子之争为何演变成朝野分裂？

英宗荒唐的四年给北宋政治造成了深度伤害，财政困难加剧，官僚集团裂隙横生。作为英宗之子，血气方刚的神宗因而背负了为父亲和血统「正名」的责任，必欲「大有为」。开疆拓土、治礼作乐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财政困窘其奈何？王安石「乃能趋赴，以向圣意所在」，施展理财之术，创为青苗、免役诸法，以朝廷而行商贾之事，与富民争利，多方敛财，乃使国库充盈，有效配合了神宗的拓边事业。

王安石与神宗先后相继，变本加厉，「一道德」「同风俗」，斥「异见」「人言」为「流俗」，弃「祖宗之法」于不顾，自熙宁二年（一○六九）二月王安石参政至元丰八年（一○八五）三月神宗驾崩，十六年间，「靡然变天下风俗」，把仁宗朝独立思考有担当的士大夫改造成为工具性十足的官僚。理想主义在消逝。

北宋前中期朝堂上「异论相搅」的宽容风气，君主体貌大臣、存恤「大体」的「和气」氛围，宰相大臣、侍从台谏敢争是非的独立精神，都在崩解消散。「危辱时代」即将来临。司马光抗争不得，自熙宁四年（一○七一）起，退居洛阳十五年，成就了伟大的《资治通鉴》。

神宗驾崩后，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摄政，邀请司马光还朝主政，更化调整。司马光对于「神宗的官场」缺乏基本认识，对追随者毫无约束意愿，对国家的实际状况缺乏调查研究，对政策调整缺乏通盘考虑，无班底，无手段，无能力，无经验，空怀一腔热血，以皎皎之身投诸滚滚浊流，执政十六个月即抱憾而终，徒留一曲失败英雄的悲歌。

司马光身后，官僚集团的矛盾白热化，陷入「恶性分裂」，宋朝政治跌入「危辱时代」。士大夫因内斗自我消耗，集体迷失方向，失去了制衡皇权的力量。皇帝和宰相将个人私欲与派别利益置于王朝整体利益之上，朝有弄权之相，国无「大忠」之臣。大宋朝廷失去了调节社会矛盾、应对内外打击的能力。最终，女真人兵临城下，结束了这个可耻的时代。

宋朝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尽人皆知、题无剩义，实际上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至于特定开头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结尾的，中间过程如何，「相关各方」的选择如何，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即使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现时代史学研究者的任务，我以为，就是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尽可能地揭露细节，通过细节展现过程，接近真实。

十六个月的「司马相业」，导致了后世对司马光评价的两极分化，爱之者视之为悲剧英雄，不吝赞美；恶之者斥之为顽固保守，大张挞伐。认识分歧巨大、冰火不容的双方，却拥有共同的认识前提：那便是，这十六个月里，司马光得到了太皇太后的绝对信任，拥有呼吸之间成祸福、改变一切的洪荒之力。

然而，「细节」却告诉我们，在执政的最初九个月当中，司马光其实是「什么也做不了」的。首先，中央领导集体人员构成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司马光一派处于绝对弱势。其次，神宗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宰相制」给司马光所提供的施政空间极其有限。元丰新制仿照《唐六典》把宰相府一分为三——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俱为宰相，按照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中书取旨，门下复核，尚书监督执行。

三省宰相中，中书省长官负责上奏皇帝听取最高决策，稳定拥有议政权，实际上把握着「政治的权柄」；而司马光只是门下省的第二把手，他的盟友吕公着是尚书省的第三把手。在「三省宰相制」中，根本轮不到他们说话。最后，司马光和太皇太后都缺乏抛开体制、另起炉灶的能力和意愿——太皇太后是政坛新手，初学乍练，缺乏经验；司马光骨子里尊重体制，缺乏像王安石那样的魄力。这就是「司马相公」的体制困境。

九个月之后，神宗旧相中最具影响力的蔡确、章惇外放，高层人事调整结束，理应提倡和解，打破新旧间的芥蒂，从思想上解放在神宗时代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官僚，集中力量致力于政策调整。然而，大宋朝廷却无力完成这一转变。

在「政治实习」的过程中，太皇太后与台谏官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信任关系。台谏官的年龄和职务特征让他们更倾向于从教条出发，非黑即白，夸大对立，鼓吹仇恨。在台谏官的引导下，太皇太后的核心关切转向了对自身权威的维护；对于身居高位、更具全局眼光的宰相大臣，她已经不再信任无间。

司马光的健康状况江河日下，日益陷入有心无力的境地。吕公着、范纯仁极力主张和解，却无法左右太皇太后。「和解诏书」终于颁布执行，却删去了最关键的内容，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在政策调整方面，司马光的政策主张漏洞百出，章惇的批评合情合理，可是，被「政治正确」矇住了眼睛的朝廷却选择「站在司马光一边」。被政治纠葛高度扭曲的政策选择，已经无法因应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北宋政治，除了可耻地堕落，不可能再有其他结局。

以上种种，唯有进入细节，才能「看见」。然而，进入细节之后，我们难免会由衷感叹「偶然」对历史发展的塑造力。比如，仁宗与英宗的关系，倘若英宗是仁宗亲子，或者倘若仁宗对英宗的承认来得不是如此艰难被动，那么，英宗朝及以后宋朝政治的走向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再比如，倘若张方平的父亲不是那样长寿，偏偏在儿子被任命为副宰相之后离世，那么，以张方平的能力，他一定能担当起整顿财政的责任来，而王安石也就未必会获得神宗的信任和重用。仁宗无子是偶然，张方平丧父是偶然……无数偶然的碰撞，最终铸成了实然，这便是我们看见的历史。

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倘若只是揭露细节、展示「偶然」，本书传递给人的信息则未免太过悲观，彷彿人只能做「偶然」的奴隶——当时人逆来顺受，后来者徒呼奈何。「偶然」的背后，还存在着非偶然的结构性因素，这便是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为达此目标，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

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皇帝与朝廷国家必须承认并敬畏社会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

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的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

第一，国家制度设计精良 ，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

第二，政策制定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所谓「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

第三，批评纠错机制实施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最好成绩」的政治不等于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能够被及时指出，加以纠正。

北宋政治的三项核心特征——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追求国家——社会平衡的政策倾向以及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之中，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者说惰性；政策倾向与批评机制的稳定性则是脆弱的，影响其稳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为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第一，皇帝因素，包括皇帝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因素

皇帝制度之下，皇帝「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权实施强制性约束。作为皇权的行使者，「皇帝」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作为时间序列中「列祖列宗」的延续，和空间秩序中「代天理物」的人间统治者，皇帝代表着包括朝廷国家和社会在内的「江山社稷」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他应当做出符合上述利益的选择和决定——这是「抽象的皇帝」。

另一方面，皇帝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巨大的权力让他可以任意妄为、打破一切制度和传统的约束；当然，这样一来，皇帝本人、朝廷国家以及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具体的皇帝」。「抽象的皇帝」通过「具体的皇帝」来表达，行使皇权。

如何让「具体的皇帝」更接近于「抽象的皇帝」，是皇帝制度的最大挑战。在北宋政治中，「抽象的皇帝」应当尊重政策制定中的国家与社会利益平衡原则，避免个人私欲的过度膨胀；「抽象的皇帝」还应接纳士大夫对皇权的约束，对批评採取开放态度，承认这是一种正向的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让「具体的皇帝」做到这些呢？归根究柢还是要靠教育，包括本朝传统的熏染、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士大夫集团特别是宰相大臣的引导。当然，教育不是万能的，「具体的皇帝」的具体遭遇所造成的具体心理状态，会影响甚至逆转政治的方向。

第二，宰相大臣因素

宋朝以枢密院分掌军政，宰相府只管民事，宰相府与枢密院合称「二府」，二府长官构成了广义的宰相群体。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同时拥有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和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

因此，不管是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批评机制的维护，宰相的想法、说法与做法都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作为士大夫集团的领袖，宰相代表群臣引导、规谏皇帝；作为政府首脑，宰相大臣本身也要有容纳批评的雅量。

第三，士大夫因素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赋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导、规谏皇帝的权力与责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经典、天意人心与祖宗法度对皇权施行约束。这种约束，就其本质而言，属于非强制性的道德约束。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士大夫必须展现出较高的道德水準；或者更确切地说，集体的道德败坏会使士大夫丧失约束皇帝的力量。衡量士大夫集体道德败坏的标准，不是个别人物的道德水平，而是这个群体是否陷入「恶性分裂」。

所谓「恶性分裂」，指士大夫群体分裂成为利益集团，集团利益超越朝廷国家的整体利益，成为影响个人与群体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集团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击，甚而至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现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单等。一旦陷入「恶性分裂」局面，「忠义廉耻」必然变成虚伪的口号，士大夫必将跌下道德制高点，沦为权势的奴仆；而皇帝也将失去超越性，不得不与更善于玩弄权势的集团结合。一个王朝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

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当然，这一切不能只归咎于王安石，逆转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经埋下。漫长而艰险的即位过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为失当。神宗少年即位，力图为父雪耻，「大有为」之心唿之欲出。皇帝因素发生变化，王安石作为宰相，只不过是逢君之欲，顺势而为。

首先，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朝廷国家的政策倾向。「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在朝廷国家的目标与社会利益之间追求平衡的政策倾向消失了。不管变法派如何标榜「摧抑兼併」「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但是神宗的府库里积攒下来的钱物是事实俱在的。

哲宗即位之初，户部尚书李常算过一笔账，「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復又过半，」总计达一亿贯以上。而这是在神宗对西北用兵、开疆拓土、长期消耗之后剩下来的钱物。变法的敛财本质不容否认。

至于新法推行人员的违规操作对当地社会造成的损害，王安石的态度基本上是置之不理，只问其「实利」多少，「功状」如何。处理程昉淤田「广害民稼」案，处理王广渊在京东强制推行青苗贷款案，皆如此类。

其次，王安石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北宋士大夫群体的「恶性分裂」出现在哲宗亲政以后，然论其根源，则必上溯至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本人反对「异论相搅」，主张「一道德，同风俗」。在王安石的纵容鼓励下，神宗不再承认批评是一种正向的力量，斥之为「流俗」，理直气壮地拒绝约束。

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天变没什么可怕的，「祖宗」也不再值得效法，而一切反对变法的言论都是流俗，不值得留意。那还有什么是可以约束皇帝的呢？王安石还告诉神宗，「上身」即「祖宗」（第十三章），「活着的皇帝本人」就是「祖宗」，可以自我作古，而不必听命于太庙中的死人牌位——神宗被彻底「解放」了，皇权被从无形的笼子里放出来，北宋政治从宽容走向了专制。

神宗朝的专制，按照时序，首先表现为「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专制」；然后表现为「皇帝的专制」，宰相沦为高级秘书。南宋政治中特别突出的「权相」现象，即滥觞于此。这两种专制在本质上都是皇权的专制。正如刘子健先生观察到的，「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

最后，以逐利为目的的政策倾向，斤斤计较的赏格罚条，过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杀官员个人能动性的用人方针，培养出工具性极其突出的「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无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其极端典型是神宗御笔亲题的「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的吴居厚。

如学者指出：「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润一样将新法推广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日常所面对的正是利益的算计和官位的升迁。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士风开始形成。」仁宗朝欧阳修那种「但民称便即是良吏」的为官理念，和「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的行政作风，一时烟消云散。

神宗与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的千古君臣知遇，被当时的宰相曾公亮嘆为天意。这天意的背后，是君臣间共同的思想基础——王安石与神宗都受到法家的深刻影响。南宋的李焘作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即位之前，神宗曾亲自抄写《韩非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以朴素的历史学态度来观察「王安石变法」——把它「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结果。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从「现在」看过去显得非常「先进」「具有现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额信贷、免役法像现代税制，然其本质却是似是而非的。

倘若「混淆了历史时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释就必然是「不伦不类」的。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提」出来，用现代的逻辑去解释、包装，这种做法，是打着历史的旗号反历史，必须警惕。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国家政策，政策要实现，必须作用于社会。因此，要评价新法，必须看它在当时的实施效果，包括对朝廷和对社会两方面的效果。

总体而言，新法具有强大的敛财功能，与民争利，「富国强兵」。但是，综合目前已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仍难断言新法在多大程度上对宋朝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因此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对于宋朝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

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士大夫参政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腐败横行，朝廷国家因而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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