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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罪人还是幕后功臣：背负二战与敦刻尔克骂名，英国首相张伯伦

MY分享站 2022-04-02 浏览150次

我的世界在一瞬间崩塌成碎片。生活没有快乐，未来也不会再有。

1940年5月17日，就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前十天，甫卸任英国首相大任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家书中郁郁寡欢地写下。美国肯尼迪总统的父亲、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 Sr.），在回忆前一天与张伯伦会面的情形时写到，张伯伦残破的身心使他显得面色阴沉。半年后，张伯伦因胃癌而与世长辞，享年71岁，留下了满身“姑息主义”与“罪人”的骂名。

胃癌。那么，说这位仁兄是胃痛至死大概也不为过吧？这或许也不难设想，因为就在张伯伦下台的两个月后，一本名为《罪人》的小册子便迅速在英国坊间窜红，里面指责张伯伦应该要为这场战争截至目前为止的失败——包括敦刻尔克在内，负上主要责任。而纳粹那蹂躏欧陆的铁蹄，则仿佛要呼应书中内容似的，不断压迫着张伯伦老朽的身躯。这压力不大才有鬼。然而，设想虽不难，要同理却不容易。

许多人在今天对二战时的英国时常有一种想象，想像软弱无能、一心只想对大独裁者卑躬屈膝的张伯伦，到了1940年5月的这个当口，终于被雄心勃勃、誓言抵御纳粹野心到底的顽固约翰牛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给取代了。从此，英国摆脱了绥靖主义的阴影，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坦途。

仿佛，英国上下就在1940年5月10号“首相轮替”的那一天，获得了重生。仿佛，张伯伦与丘吉尔就像天秤的两端，代表着截然不同且难以互相包容的极点。

这样的想象毕竟离事实很遥远。

纳粹全盛时期的控制范围

如果你知道张伯伦其实没有因为下台而离开唐宁街，甚至还继续影响政府的决策，你对于前述想像的叙述，会否发生动摇？如果你知道在事实上，在张伯伦人生的最后阶段，意外地和丘吉尔建立起一段短暂的、工作上互补的伙伴关系，你对于这两人的刻板印象，会否稍稍扭转？

事实上，张伯伦从首相职位卸任后，仍旧住在唐宁街的办公室，仍旧担任枢密院院长要职，仍旧持续参与战时内阁决策。他是战时内阁的五名决策领导中的一位——而且若有遇到丘吉尔本人没法出席开会的情况，张伯伦就会代理他主持会议。

毕竟，即便不再是首相，张伯伦仍旧是最大党保守党的党魁，保守党对他的忠诚度远大于对丘吉尔的支持度。丘吉尔一度想让他当财政大臣或下院议长，但遭到工党与自由党的强烈反对才作罢。也因为张伯伦在保守党所享有的影响力远非一个局外人丘吉尔所能比拟，丘吉尔便非常需要仰赖张伯伦才能确保战时政府的运作顺畅，至少在他自己根基尚不稳固之时。除此之外，丘吉尔还需要倚重张伯伦的内政长才。

众所皆知的是，丘吉尔本人是个军事迷，是个喜欢搞兵推和与将领们研究军事细节的家伙。于是张伯伦就协助丘吉尔处理他可能没那么擅长或无暇处理的部分，好让丘吉尔专心搞他的大战略。

张伯伦所负责的政策包括对法国人的关系，以及对爱尔兰人的关系，他甚至用个人身份吁请爱尔兰总理放弃爱尔兰的绝对中立政策，允许英国军舰能在必要时停靠爱尔兰的港口。除此之外，张伯伦仍主导英国本土大后方的战时重要规划，包括制定了《1940年的紧急授权法案》，让政府得以对战争紧急状况下的各种民生产业做出规范与调整应对之策。从空袭预防准备、农业、劳工就业、货物出口到财政和经济政策，都有张伯伦的影子。

当然，他还记得空出时间来写信给那些在战场中殒命将士们的家属，向他们致上哀悼与敬意。

后世屡屡有人以为张伯伦至此仍是个主和派，仿佛只要他继续当政一天，英国就迟早会和德国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事实却不然。张伯伦早已不再相信有可能与欧陆的侵略狂人达成协议。张伯伦在下台广播中向全国人民呼吁，希望英国国民都能：

团结在新首相的领导之下，靠着我们团结的力量、无可动摇的勇气，持续的工作与战斗，直到这头在我们头上苏醒的狂野猛兽被彻底解除武装和推翻为止。

其情感之真挚，据说当年年仅13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Elizabeth II）被听他的演讲感动到流泪。

言词可以很廉价，张伯伦还需要有更具体的行动来证明他自己。或许对后世的英国历史来说，张伯伦在丘吉尔战时内阁中最重要的一个贡献，便是在敦刻尔克大灾难后加入了丘吉尔“反对和谈”的阵线，替当时略显摇摆、不知该拿什么态度面对欧洲新霸主的英国政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当时战时内阁中主和的是外交大臣、保守党元老的哈利法克斯（The Earl of Halifax），主战的则是丘吉尔。哈利法克斯本想透过与意大利的关系、透过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来调停，但丘吉尔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和谈。张伯伦在关键时刻支持丘吉尔的政策，英国终定调继续抗战。

张伯伦的重要性与工作态度，最终让他的政敌、工党领袖艾德礼（Clement Attlee）都不得不承认，张伯伦工作勤奋且做得很好，更不会因政治立场对立而对工党同仁心存芥蒂。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同理张伯伦。自由党领袖、同时也是活跃于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前首相劳和?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就坚决主张伯伦不只必须下台，还必须彻底滚出政府。

当丘吉尔试图邀请劳和乔治进入战时联合政府时，劳和乔治还摆出一副“有张伯伦就没有我”的态度。但是，丘吉尔最后还是选择了张伯伦，或许也可侧见此时张伯伦之于丘吉尔的重要性。

或许最能囊括张伯伦重要性与和丘吉尔的合作关系的，莫过于丘吉尔在听到张伯伦过世时的感叹：

我没有了可怜的张伯伦该怎么办？我还要倚重他替我看顾大后方呀！（What shall I do without poor Neville？I was relying on him to look after the Home Front for me.）

但，你也许会问说，就算张伯伦在卸任后真的“功在党国”，这不也只是“将功赎罪”吗？毕竟，难道不是他的绥靖主义让准备不足的英国有了敦刻尔克大浩劫的吗？难道不是他姑息养奸、放任希特勒（Adolf Hitler）的侵略主义吗？对于这样的人，岂不是死有余辜，胃痛至死刚刚好吗？

这端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说。我们先来听听张伯伦的自白，他说：

如果我要为坦克和防空炮的生产不足而负责，那我同样也必须要为我们精良的空军和海军负责。

张伯伦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自我辩解说，难道有人会以为我们在不列颠空战所用的装备、那些替我们赢得胜利的飞机，都是在我下台后才生产出来的吗？

张伯伦只差没脱口而出：“难道，伯伦错了吗？”

张伯伦认为自己的政策是在替英国争取时间，因为他认定英国的状况实在不适合开战。晚年的张伯伦将自己的绥靖政策定位成一种争取时间以重新武装的政策。而英军在二战初期的种种失利，也被他认为是证明自己战前揣想的证据：那就是英国并没有准备好要开战。但如果开战之时真的到来，张伯伦也不会无限退缩，他仍旧会做出抉择。一个容易被后世淡化的记忆是，二次大战在欧洲的起点，正是英国为了阻止德国入侵波兰而“对德宣战”。

当然，急于替英国处境找寻代罪羔羊的人并不会做此设想。那些曾经因张伯伦带回和平而替他欢呼的人们，那些当年比他还反对将政府预算运用在国防支出上的人们，此刻只想尽快切割与他的关系。后见之明是强烈且难以抵挡的。在内心挫折感、舆论压力与工作重担的压迫下，这位老好人终于病倒了。

1940年7月，张伯伦因胃部剧痛而住进了医院，医生在手术后告知他手术很成功，“善意的”隐瞒了他其实已濒临胃癌末期的事实。“1940年始终不是我最开心的年头之一，但对许多其他的人来说，他们这一年过得远比我还不幸。”这或许是张伯伦在病榻上自我打气的方式，但从这句书信中的文字，我们似乎也可以读出即便卧病在床，张伯伦仍旧关心他在政府内的工作。就在仅仅休养了短短一个月后，张伯伦便又回到了唐宁街的办公室。

那时正是英伦空战最炽之时，伦敦正在遭受空袭。衰老的张伯伦白天开会办公，晚上仍必须忍着腹痛试图入睡。他时常被空袭警报吵醒，拖着疲累的身子躲进防空避难处，然后隔天早上八点再回到唐宁街办公。他的身体终究承受不住这样的负担。

1940年9月，张伯伦的健康状况开始急速恶化。丘吉尔终于不得不同意他辞去所有的职务。10月11日，张伯伦向全国做了最后一次广播：

我无法想象人类文明会永远被如此邪恶的人与事所征服，而我对大英帝国感到很骄傲。尽管独自奋战，她仍旧挡在邪恶面前，屹立不摇且不可征服。

1940年11月9日早晨，张伯伦在沉睡中离开人世。不消说，张伯伦的最后时光中仍旧是悲观的，是沮丧且郁闷的。

这就是我的命运吧，看到我所有保持和平的努力皆告失败，而我所有能够引领这个国家航向平稳水域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希望，也都付之一炬。

这是张伯伦卸任首相时、向英王乔治六世（George VI）说的自白。行文至此，我已经有点难想像他要怎么抱持这样的情绪走下去。但他就抱持着这样的苦楚，尽心地替英国政府工作至最后一刻。阅读至此，我已不忍再做苛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