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罗马帝国：世俗皇帝与罗马教皇比，究竟谁权利更大？

当查理曼大帝（又称卡尔一世，Karl I）被教皇利奥三世（Leo III）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后，再经鄂图一世（Otto I）强化教会在世俗领地的角色后，从此国王或皇帝（这里的国王，是指未被教皇加冕的“罗马人的国王”，为方便阅读，下文统一称为“皇帝”）与教皇建立了微妙的关系。他们暗里互相承认对方存在的必要性，但却长期争夺彼此间的相对权力。皇帝是世俗诸侯的“大哥”，教皇则是基督教世界、上帝在世俗的代表。由于中世纪的欧洲是以基督教为轴心的时代，分别拥有世俗权力的皇帝和宗教权威的教皇，自然在很多时候会有权力磨擦或相争的情况。

皇帝获得教皇的加冕从而得到统治的合法性，并得到其加持以名正言顺的姿态号令诸侯。教皇则得到皇帝承诺的军事保护，得以捍卫基督教世界及维持教廷在欧洲的独立性。试想想，如果教廷成为欧洲某个封建领主的附庸，它的权威势必遭到质疑，最后导致整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分裂，欧洲封建主将不再听令于位于罗马的教廷指挥。

因此，教廷必须千方百计维持自身的独立性。于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便肩负起这个重任。至于在位于东方的拜占庭帝国，情况可不太一样。拜占庭帝国皇帝除了是帝国所有世俗事务的最高统治者外，还彻底控制了教会的事务。东正教最高的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是由皇帝任命，而且必须听从皇权指挥。

所以在欧洲，皇帝与教皇的共同存在无疑是必要的，他们彼此间的合作让他们彼此的权力和权威都得以维持。不过，这种脆弱的同盟共生关系却在公元十一世纪被首次打破。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人类总渴望追求更大的权力，当其中一方出现扩大权力的欲望，并企图使权力天秤向自身一方倾斜时，权力斗争的事情便会出现。发生在公元十一世纪的这件事情，正好说明了这种情况。

公元1056年，年幼的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Herinch IV）继位。新王年幼，教皇欲趁机利用帝国权力的真空期，企图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三年后，时任教皇的尼阁二世（Nicolaus II）公布了新的教皇选举方法。教皇由教廷的枢机主教选出，德意志国王或皇帝不能参与。原来在这之前，亨利四世的父亲亨利三世（Herinch III）是个很强势的皇帝，统治期间曾经罢黜过三位教皇，然后又任命了三位教皇。而且，他所任命的教皇，全都是自己的亲戚或亲信。就这样，新任教皇才会在亨利四世还年幼的时候，把握机会扩大权力反攻。公元1075年时，教皇额我略七世（Gregory VII）又宣布，主教团由教皇任命，从此所有帝国教会公侯不再受皇帝的统治。

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世俗与教会之间变成两个独立的系统，教廷不受世俗君主影响，教廷与教会公侯形成一个可以公然对抗皇权的政治势力，教廷势力从此日益膨胀。额我略七世没有因此而满足，他更进一步地宣布：“教廷代表基督教世界，教皇是教廷的最高负责人，是上帝的代理人，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教皇拥有决定谁才是正统合法的皇帝的权力，因此皇帝必须绝对服从教皇的命令，违者将处以‘绝罚’之刑。”

什么是“绝罚”（Excommunication）？“绝罚”有时又被译为“破门”，意思是教廷将某人逐出教会。在当时以基督教信仰为中心的中世纪欧洲，被逐出教会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这代表被逐的人不能再参与弥撒，也不会再得到教会的服务和支持。套用今天的情况，即是等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如果被逐的人是皇帝，后果更是严重，因为这代表向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人宣布，这个皇帝已非基督教世界的一员，所有人都无须再向这名皇帝履行任何职责或义务。对于中世纪封建割据严重的情况下（尤其在神圣罗马帝国），那些本就不愿服从皇帝的公侯，自然可以此为借口，拒绝向皇帝效忠。

亨利四世在十五岁时才开始亲政。不甘于受到教皇的约束，他在公元1076年初，召开了帝国会议，决定罢黜额我略七世。不过，这个额我略七世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使用了身为教皇的绝招“绝罚”，宣布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亨利四世似乎没有想到额我略七世有此一著，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里，皇帝被开除教籍，就等于它的合法统治地位不复存在，事情可真大条了。连那些本应臣服于他统治下的公侯贵族，也开始与教会公侯联合起来，趁机落井下石，不但不支持亨利四世，更逼他向教皇请罪。

这下棋差一著，斗输了。亨利四世别无他法，决定忍辱负重，带着妻儿在公元1076年的冬天越过寒冷的阿尔卑斯山来到北意大利、教皇所在的卡诺萨城堡（Canossa Castle），脱去王袍及拿掉身上一切代表王权的象征，并穿上赎罪袍，在城门外等候额我略七世召见。三天后，额我略七世终于肯接见这位国王，亨利四世连忙向教皇认错。在以宽恕为教义的基督教思维下，教皇也不好得寸进尺，最后决定收回“绝罚”成命。毕竟在教皇眼里，他在这些权斗中已经斗赢了。只是他想不到的是，后来亨利四世会卷土重来。他在公元1084年攻入罗马，迫得额我略七世仓惶逃跑，亨利四世得以一雪前耻。

这段故事揭露了神圣罗马帝国当时一些政治情况。第一，亨利四世因为最终成功雪耻，教权无法绝对地凌驾皇权，帝国里的公侯贵族也便无法利用教会作为依据反抗皇帝的命令。这使他们至少在名义上还须臣服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由于皇帝无时无刻都要应付教权的坐大，导致无暇兼顾实行中央集权，致使帝国境内的公侯贵族能够伺机壮大。在英国、法国等逐渐完成中央集权的同时代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权却每况愈下。

第二，因为皇权与教权始终都无法彻底战胜对方，它们最终选择互相妥协：皇帝同意不再任命主教或修道院长，但却对人选有若干的影响力。不过，这不代表教权从未坐大，因为教皇在任命主教或修道院长时，皇帝仍然具有插手的可能性。结果，皇权和教权由于彼此都想争夺更大权力，皇帝和教皇往往为争取其他公侯贵族的支持而把手中的权力和权威下放，藉以胜出这场权力斗争，但最后此举却导致皇权和教权相相削弱，公侯贵族坐收渔人之利，得以渐渐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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