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病死四人，“治世能臣”曹操也无能为力

说到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疫情，我们大概会想到建安十四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就在如今武汉附近赤壁的疾病。

即便在诗歌或小说里，东吴在赤壁之战的胜利，与战略或天候有着密切关系，像杜牧的“东风不与周郎便”，像东坡的“遥想公谨当年”、“雄姿英发，羽扇纶巾”，但事实上真正击溃曹军可能是军队里突然猛暴而起的疫病。本传里对此叙述并不多：

（曹）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三国志》）

在〈魏志〉里，保留一则曹操于战时所亲下的军令：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辛未，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十二月，军还谯。

在强国霸业与盛世梦之前，疫情终究成为最大的阻碍。相对于《三国演义》里枭雄的形象，正史里的曹公眼见“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感叹这岂是仁者所乐见？于是置扬州郡县、任命长史，姑且当作已经光复江东、收复河山了，这当然是精神胜利法，像乡民说的，打不赢没关系，嘴得赢就好。隔年的建安十五年，曹操在许昌筑铜雀台，只是杜牧诗里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终究没发生。

即便赤壁之战结果不如预期，曹魏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强国伟业、盛世大梦，只是无奈的时隔八年后的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疫病再次在北方流行。在曹操世子、才子曹植的一篇杂记里，认为疫情虽然相当严重，但其实只会在庶民阶层、中下阶层流行：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曹植〈说疫气〉）

从“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可见疫情之惨况，但所谓“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意思是说上层阶级鲜少染病，不过这个资讯，恐怕是个造谣的假新闻假讯息。因为在其兄弟曹丕的〈与吴质书〉里，曹植就已经被打脸了：

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曹丕〈与吴质书〉）

此处的“昔年疾疫”指的正是这场瘟疫。我们中学都背过的“建安七子”其中四人——徐干、陈琳、应旸与刘桢，都在此次疫病里同时病逝，这致死率之高简直难以想象。当然，执政当局也并非放任疫情发展，曹操为了此次疫病，提出了相关社会安全网，与当年的长照2.0版本：

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曹操〈瞻给灾民令〉）

包括孤儿寡母、身障残疾者，都由国家来出钱养，长照终生，由此得以看出曹操身为“治世之能臣”的霸气。只是在尚无公共卫生组织与防疫知识的时代，面对这般的瘟疫爆发，政府的作为实在有限。于是，百姓唯有求助于宗教鬼神。在前文中，曹植嘲笑庶民“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犹如拔狮子鬃毛般，施用没有科学根据的厌胜仪式，希望能驱除疫病。

即便我们妄想着要除魅，巴不得摆脱某种心态或美学，但那却又成为我们文明DNA的一部分，在满心期望着进步的同时，却不知不觉地重蹈覆辙。这大概正是身为而人的沉重与复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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