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文物哪家强？

大家可能都对下面两条新闻有所耳闻。　

这些新闻之所以能成为热点，是因为很多网友认为文物上交后得到的奖励与文物的价值严重不对等。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主动捐出文物。在中国捐献文物的历史中，有两个人是不得不提的。这两人都曾为保护国宝立下殊勋，更可敬的是他们都曾无偿将价值连城的国宝捐献给国家，还珠于民。他们就是张伯驹和孙瀛洲。

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与袁世凯还有些沾亲带故。张伯驹从年轻时起就乐于收藏，在他所著的《丛碧书画录》里就收录了他私藏的118件国宝级书画，可说是“天下第一藏”。

国难当头之际，张伯驹更曾花费数十万大洋及上百两黄金收购文物，以避免这些国宝流落海外。这也导致一代“贵公子”最后差点倾家荡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伯驹的前半生为阻止国宝流失而呕心沥血，后半生又将国宝全数上交国家，堪为文物界的“恩人”。

知道孙瀛洲的人可能不多，但在文物界，他却被视作是瓷器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

孙瀛洲著作等身，鉴定瓷器更是绝活，耿宝昌、叶佩兰等学者都是他的高足。孙瀛洲早年经营古董店，他所创办的“敦华斋”至今仍是琉璃厂的老字号，收购了大量流落民间的国宝。建国以后，孙瀛洲先生也将毕生所藏悉数捐给了国家。

时至今日，这两位先生与这些稀世国宝之间的故事仍被视为美谈。

一副字，比命贵

张伯驹的人生一大憾事，就是没有阻止国宝《照夜白图》流失海外。自那以后，但凡得知有国宝级文物要出售，他就会第一时间前去询价：收购溥心畲所藏的《平复帖》就是最知名的一例。

《平复帖》之所以珍贵，是因为这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贵为“天下第一贴”的《平复帖》被誉为“法帖之祖”，与故宫至宝“三希堂法帖”齐名。作者陆机是西晋著名文学家，三国时吴国名将陆逊之孙。

张伯驹曾屡次向溥心畲求购，但20万大洋的价格实在令他难以承受。后来，溥心畲因母亲过世，急需钱财为母发丧，才答应以4万大洋将《平复帖》转让给张伯驹。而为了凑齐4万大洋，张伯驹甚至卖了自己在北京东单的3套四合院和夫人的全部首饰。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亦有日本人以20万大洋求购，只因张伯驹出手更早，这件稀世国宝才得以留在国内。

1941年，张伯驹被汪伪特务机关绑架，索价200万赎金(注：一说300万)。坊间有传闻说，其背后指使者是日本人，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得到多年前被张伯驹“抢先”收购的《平复帖》。

张伯驹被绑后，张家因收购国宝早已入不敷出，甚至动起了变卖家藏文物的念头。

不过，张伯驹得知后设法让人回家带话，绝对不能为了营救他卖掉书画。“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这就是张伯驹带给夫人的原话。

好在张家的故交与汪伪高层周佛海认识，经过一番周旋，张伯驹才以20根金条赎回。

3亿“添头”的《游春图》

虽然张伯驹珍藏的古董早已过百，其中不乏破费百金以上的稀世珍宝。但其中最难得的一件就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

《游春图》系展子虔唯一传世的真迹，也是中国存世最古老的画卷，被尊为“天下第一画卷”。这是一幅被历代收藏家所珍视的名作，从宋徽宗到溥仪，《游春图》由诸多王公贵胄经手，直到1924年溥仪被赶出皇宫，《游春图》才重新现世。

1945年抗战胜利后，《游春图》便流落至东北民间。为了防止国宝遭难，古董商人马霁川联合其它五家古董商购买了《游春图》。当时坊间盛传有国外收藏家觊觎国宝，且故宫也无力出资收购，张伯驹又一次出手了。

最初六家古董商为《游春图》定价黄金800两，但张伯驹陈述利害，又使人从中周旋，最终双方以200两黄金达成交易意向。

值得说明的是，因为不久前，张伯驹先生就“替”故宫博物院收购了范仲淹唯一传世的手迹《道服赞》，变卖家产才凑齐了110两黄金，收购《游春图》无异于让他窘迫的生活雪上加霜。

不过，此次交易远没有以前顺利。尽管张伯驹费尽周折交出了20根金条，但因纯度不高，他凑来的黄金只值130两，与对方的要价还相距甚远。于是，与之前收购《平复帖》类似的“剧情”又出现了。

因为实在凑不出足够的黄金，张伯驹不得不忍痛割爱，卖掉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处院落——位于北京弓弦胡同的李莲英旧居。这套宅子占地15亩，是慈禧赏给李莲英的宅邸，气派非凡，是当时北京最著名的豪宅之一。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出资购买了这个宅子，再加上变卖夫人首饰换来的钱和储蓄的部分美元，张伯驹才勉强凑到了170两黄金。然后，他又一次将《游春图》无偿捐给了国家。

“在今天的北京城里，这样大的四合院，先不说买要花多少钱，拆迁就要拆出3个亿!这倾家买到的《游春图》最后也捐给了国家，这样的藏家令人尊敬。”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对张伯驹的义举高度赞评。

一对酒杯价值40根金条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可以说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酒杯。今年4月，刘益谦以2.81亿港元拍下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

不过，“鸡缸杯”毕竟是“量产品”。除了民间流传的3、4件外，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和大英博物馆等国内外文物机构藏有剩下的大部分，总数在20件左右，且有不少被指认为清代仿品。相比之下，与“鸡缸杯”系出同门的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则要更加金贵，因为全世界只有一对。

这对杯子的拥有者就是当时在收藏界与张伯驹一时瑜亮的孙瀛洲。

“三秋杯”是明宪宗赐给万贵妃的一对酒杯。传说“三秋杯”共有五对，万贵妃选出最好的一对后就毁掉另外四对，并处死了工匠。成为孤品的“三秋杯”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就要比“鸡缸杯”珍贵得多。

日伪时期，民生凋敝。安定门外的当铺成了满清遗老遗少“卖家底”的地方。有一家当铺因经营不善即将倒闭，掌柜想把货底子抛了还债，其中一件抵押品就是“三秋杯”。孙瀛洲闻讯后立刻赶到当铺收购，却被要价40根金条。孙瀛洲并不如张伯驹那样家底丰厚，因此几乎快把家当卖了才凑出40根金条，成功收购了绝世珍宝“三秋杯”。

得到了“三秋杯”的孙瀛洲如获至宝，随后就将这对小杯子秘藏起来。任他人出再高的价钱也拒绝售卖，甚至连他的女儿也是在杯子捐献前才知道家里还藏有这样的宝贝。

这对“三秋杯”的价值究竟几何?按日伪时期一根金条能买一个小院来算，“三秋杯”换40个小院问题都不大。直至当代，亦曾有学者为“三秋杯”估价10亿美元。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这一对小小的“三秋杯”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国宝完璧归赵

1956年，文物届出了一件“大事”。《平复帖》和明成化斗彩三秋杯两件“镇国之宝”同时回归故宫博物院。而在4年前，《游春图》就已经重回紫禁城。更令人震惊的是，国宝藏主张伯驹和孙瀛洲竟是无偿捐赠。张伯驹拒绝了政府的20万奖金，孙瀛洲先生甚至笑言让国家“看上什么挑什么”。两位先生的高风亮节不禁让世人高山仰止。

孙瀛洲的瓷器私藏足以媲美任意一家博物馆。1956年公私合营时，孙瀛洲受聘到故宫担任研究员，并给故宫带来一份“大礼”——总计3000余件文物。这其中2000多件瓷器里就有25件被评为一级文物。除了国宝“三秋杯”外，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康熙斗彩花鸟纹碗、雍正仿成化斗彩盖罐、乾隆炉钧釉弦纹瓶等文物均堪称稀世佳作。

张伯驹同样不遑多让。除了将两件“国之重器”——《平复帖》和《游春图》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外，他还将自己的其他珍藏上交国家，每一件都是价比千金的绝世孤品。其中国包括张伯驹曾以110两黄金购买的范仲淹《道服赞》、李白唯一传世至今的书法真迹《上阳台贴》、宋徽宗御笔《雪江归棹图》、黄庭坚名作《诸上座帖》、杜牧手迹《张好好诗》等。这些珍品放在今日，价值过亿都毫无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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