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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明的对照》——一千年前的东盛西衰

你的文具盒 2017-02-27 浏览42次

昨天我们聊了下在起源处的差异，但是源头处的那些差异，还不足以形成东西方文明当下如此巨大的分歧。

源头处的思想差异，加上中西方在封建时代迥然不同的发展方向，才形成现今这种局面。

一、秦汉时期的大统一

当代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大统一的国家，必须感谢从秦汉时期就开始采用的郡县制（汉朝在郡县制的基础上还增设“州”），这种行政系统，在中国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在大原则之上，改变不多。

郡县制结构的顶端，就是俗称的“朝廷”，只不过此朝廷跟彼朝廷并不一样，这里的朝廷指的是“统揽全局的政府”，皇帝类似于最高长官。注意，在明朝之前，大臣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并非“清宫剧”和某些历史剧里面那种动辄三拜九叩三呼万岁，那是谬传，具体的之后会提到。

早期这一统治系统保持自己活力的方式是察举制度——从民间选拔优秀的年轻人，在地方政府中服务。有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经验之后，再由地方首长推荐，集中在中央的“郎署”，学习观摩中央政府的运作和各种法令。经过数年的历练，年轻的“郎”被分配到中央或者地方去做比较基层的官员，内外互调，学习各种事物。

而且早在这一时期，就诞生一种“实习”的模式——接任之后的第一年，属于见习期。见习期比较优秀，才能正式接任。

这一制度起初立意是非常不错的，然而因为利益关系问题，豪族与世家相互察举自己的后代子孙，社会权力被世家大族牢牢把控在手里，使得社会僵化。

再说文化，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儒家学说盛行，儒生们持以道德和知识，依据“天命无常”的理论，批判号称“受命于天”的皇权，虽然皇权并不喜欢这种儒门，却也没有如同后世“清代”那般文字狱大肆屠杀读书人。可惜到了东汉之后，皇权就禁止这种借天命批判时政的态度，此时儒家的学术活动就走向了经典化，致力于训诂和阐释，不再注意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

儒家学说的固定化，使得儒家变成僵化的系统。儒生们投身政治活动，为了利益，成为皇权的拥护者。

这一时段里面，中央与地方、皇室与世家处于一种分庭抗衡的状况。为了获取这种对抗里面的胜利，于是外戚和宦官得以掌权。然而外戚和宦官的掌权更是加剧了这种权力斗争，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

东汉之后中国的战乱持续了几百年，下一次统一就到了7世纪的隋唐时期。

但是这个战乱过程之中造就了一个现代的事实——南北人的基因问题。

北方的汉人吸纳了“蛮族”的成分，而南迁的汉人吸纳了“南蛮”的基因，形成了现代中国比较典型的南北体格差异。

二、松散的罗马帝国

同期西方，亚历山大建立了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不过这个帝国随着亚历山大的死亡分崩离析。

其继承者是罗马帝国。

罗马，一个小小的城邦，通过不断的征战和兼并，终于成为大国。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掌控地中海周边地区达六百年之久，疆域广阔，人口众多。

但是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跟东方的秦汉比起来就相差太多。

罗马帝国本身是一架战争机器，依仗武力，劫掠地中海地区各处殖民地的资源，支撑自身的运转。罗马将征服而来的土地编为行省，在极盛时期有将近两百个行省。这些行省的管理，不同于东方的郡县制模式，而是一种契约、附属国的管理方式。

保留原来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向罗马帝国臣服，并且上缴赋税。并且因为征服的环境不同，不同行省之间的自治程度都不同。这种殖民地和宗主国上层之间的结合，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松弛的复合体。

这种军事占领的特性，成为罗马帝国的弱点。罗马作为意大利北端的一小块地方，没有能力提供如此庞大的兵源。那么在罗马的人口不足时，奴隶和征服的民族就成了新的兵源。

罗马名义上是皇帝制，但是作为一个军事制度为主的国家，军官的实力才是最硬的资本。罗马的君主很少子承父业，那些名义上所谓“养子”的继承者，其实就是有实力的军官。

罗马军队的这些情况，使得罗马皇帝“被迫”承认基督教的地位。

基督教是由犹太教衍生出的单一真神信仰，并与希腊斯多葛思想结合而成的启示性宗教，主张人在上帝面前皆平等，上帝救赎使人脱离困厄、得到平安。此信仰，对于蛮族来说有极大的吸引力。蛮族的军士本来不过是雇佣兵，甚至是担任劳力工作的奴隶，普遍居于社会弱势地位。基督教为他们提供了精神安慰，也提供了穷苦人彼此之间的内聚力。

当军队的主力都成为基督教的信徒之后，君士坦丁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之中，不得不借重基督教的影响来帮助自己赢得帝位，这使得基督教得以从地下转为地上，随后更是成为罗马国教。（狄奥多西一世在393年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

而此后，基督教得以渗入城市里面的知识分子和贵族阶层之中，基督教彻底占领了罗马国人的思想。

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原本罗马帝国征服的势力，在原西罗马帝国境内纷纷建立自己的小国。

而这些建立的小国跟五胡乱华之后的中国不一样，五胡十六国每个国家都想统一中国，他们自称为帝，目标就是一统天下。而欧洲的蛮族国家却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涉。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了近代民族列国的形成。

三、东方隋唐帝国的巅峰

隋朝开创了科举制，但是这一制度直到武则天时期才真正开始采纳。（注意一个问题，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应该说在采用科举及第的进士之前，中国的统治阶层实质上是固定的，无论朝代如何变化，权力始终是在门阀世家手中）

但是这些新晋文人的势力想要取代盘亘多年的世家门阀显然不是短期的事情，直至晚唐，进士和豪门大族还在角力，科举选拔的进士仍然无法完全取代世家大族。

唐代略微改变了汉代的官职系统，丞相的权力被较大的削弱（汉代丞相直接统领百官，才配称之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权不再是一人独领，而是多人分担。

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首脑分割了丞相的权力，这一集体领导机制自此在中国历朝延续（当今也是如此）。而同时，宦官常常参与皇室政治，构成强大的内廷，干预外朝的政策和执行。

中国历史系统中，人们往往艳称大唐帝国的声威。其实，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盛世便不曾再现。这一时代的发展，不在于政治和军事。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部分，乃在陈述的这几个方向：经济力量的上升，从中古以后，终于可以挑战政治和社会，成为形塑中国的三大力量之一；在思想方面，唐代延伸到宋代，属于中国中古时期的后半段，这一段时期既在咀嚼传统，又是向前发展。并且吸收了许多外来族群的民族成分，文化面貌多元而又活泼。这一时代的整体格局，开张宏大。

对于文化和信仰，唐朝虽然遵奉道教为国教，但是对于佛教和儒门也是支持态度，而道教虽然有皇室的支持，但思想上的发展并不大，只是整合了南北朝时期分散的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

韩愈用文化的民族主义来抵制外来的宗教，他提出儒家的“道”，指出其形而上学的意义，即宇宙一切存在的本体。他将中国的《周易》和孟子的思想作为依据，建立了一套儒家的形而上学，对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佛教，韩愈持有“排佛”态度，希望政府竭力遏制这一外来宗教的发展。他的这种态度，其实是在利用政治权威排斥异己，当然甚不可取。

柳宗元则是融合儒家和佛家，态度中和。柳宗元并没有为“融合”而专门书写大批著作，他的思想散见于许多散篇论文之中。他主张儒佛兼容，将儒家的入世与佛家的超然信仰结合成内外兼具的超越。他甚至在佛教僧侣出家的戒律和中国伦理的孝道之间，也提出了折中的说法。在儒家之中，他特别重视孟子。他遵循儒家思想的核心，由此建立的唯心论就超越了儒家思想中只谈现实的层次，进入了兼顾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哲学。柳宗元也特别注重儒家“安民”的实践，他以为国家以百姓为本，吏为民役，官吏是为百姓服务而设。他身体力行，一生为百姓求福祉。他曾经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改革运动，后来改革失败了，他被贬谪到南方担任地方官。每到之处，他都能为当地做一些有益于百姓的工作。

除韩、柳二人之外，李翱作出了更具体的贡献。他是韩愈的学生，但是他的思想路线更接近柳宗元。他的“复性论”为宋代理学初步奠定了基础。他对心和性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佛家的辩证思想，为宋代理学开启了一条很明确的道路。

正是因为韩、柳、李三人，我们才将所谓“四书”，亦即《论语》《孟子》，再加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作为儒家理论最重要的四块基石。《大学》《中庸》两篇，其实都属于孟学。《大学》将入世之务和内心的修为当作一个连续而不能分割的过程；《中庸》则将心和性当作人的本体，认为儒家一切的观念都可以从心和性建立。

四、西罗马灭亡后的黑暗时代

西罗马灭亡以后，欧洲许多不同族群建立的小国互不相属，彼此攻击，确实没有世俗的秩序可言了。

前文提到过，基督教早就搞定了罗马帝国的那些士兵们，这些彼此攻击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士兵却有着共同的信仰，皇帝们无法号令敌国的军队，但是教廷可以，于是这个时候，基督教成了欧洲大陆上一个重要的安定力量。

而基督教的信仰使得欧洲大陆上的士兵、领主在行为上还是会受到基督教伦理的约束，这一时期，最顶级的权力从世俗的帝国让位于教会，分散在各地的主教，以位于罗马的主教作为领袖，终于遵奉其为“教宗（教皇）”。

在此基础上，基督教建构了一个教会的网络。纪律与仪式制约着各地的教会，使它们服从上级的教会，地区教会选出主教，从主教里选出教宗。这一秩序代替了过去的罗马帝国凌驾于世俗小国的秩序。

分散在各地的修道院，是知识和文化所寄托的机构，受过教育的教士也就成为各地封建领主的顾问，他们甚至帮助各地领主治国。地方教会也担负起民间行政的任务。世俗和神圣，在这种情况之下结合在一起，不过，神圣的权力集中在教会网络，而世俗的权力分散于许多个小国，两者形成合作和互补的关系。

而在随后的发展之中，法兰克王国国力高涨，击败了阿拉伯人的舰队，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一个团结的中心。教皇将皇冠戴在法兰克国王的头上，称之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时开创了加冕的先例。神圣罗马帝国成为教宗加冕的合法性霸权，而因为教宗给皇帝加冕，无形之中世俗帝王就显得比教宗低了一层。

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是一个霸权集团，必须依靠罗马教会来将这些诸侯结合成为一个接近于联邦的组织，维持由神权加持的世俗秩序。每个王国的君主，名义上辖有公、侯等名号，实际上各自都有领地和属下的百姓，他们只是在名义上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的管辖。这相较于中国的皇权帝国，是非常不同的结构。神圣罗马帝国没有一个核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政府，当然更谈不上有效的行政系统了。

前文提到，教会和修道院负责了欧洲的教育和文化传播，那么教会自然会要求封建领主们提供资源和支持，于是教会在这一阶段攫取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但是因为理论上，教士需要终生奉献，不得成家，于是各地主教在各地利用这些财富大肆修建教堂，而这，为之后的文艺复兴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这种庞大的权力和财富，给予了教会足够的动力来把持其优势地位。罗马教会一次又一次地整理自己的教义，终于达到“一言堂”的效果：除此教义，别无杂音。教会惩处异端，不断地以权力垄断思想。实际上，这种作风，对罗马教会并不是好事。“一言堂”使罗马教会成为一个权力机构，背弃了当年耶稣基督和早期教会的理想和热诚。这个“一言堂”的神权与具有武力的封建世俗权力相结合，僵化了欧洲文化原有的生机，而在当时，欧洲文化还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五、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三合一权力结构，终于还是以教会为运作枢纽。独断的基督教会无法忍受伊斯兰教在东方的扩张，尤其是伊斯兰教徒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后，基督教会时刻不忘要将“圣地”从异教徒手上夺回，于是有了十字军东征。

东征的另一个动机则是经济。从东方运送到欧洲的商品，必须经过伊斯兰教统辖的地方，再转运欧洲。商品价格经过伊斯兰教的过境垄断以后，比原价高出许多，这也使欧洲的权力集团决心要击败伊斯兰教的势力。

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由教宗发动，号召封建骑士和领主组织联军，攻打伊斯兰教地区。此后两百年中，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东征，实际上败多于胜，欧洲联军也没有从伊斯兰教徒手上夺回圣地。教会征战，使欧洲丧失了不少封建武士和精兵良将，封建制度元气大伤。

东罗马帝国的东正教会，虽然也属于基督教，却与罗马教会水火不容。十字军在战争中，劫掠东方城乡商贩，甚至攻击东正教地区。这些行为，加上屡次征战劳而无功，罗马教廷的威望一落千丈。紧接着，欧洲大瘟疫暴发，死者无数，劳动力损失巨大。这些都为欧洲封建制度和相应的经济制度即将发生的巨变，创造了必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通过东征，欧洲人发现在教会垄断的文化圈外，还有许多不同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他们发现古希腊留下来的文化遗产都被教会一手遮天，不为欧洲一般人所知。东征带回的许多古希腊文典籍，由教外学者翻译为拉丁文，将东方的艺术带到了西方。这就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契机，让欧洲人可以重新检视其文化遗产。

欧洲人也经由东征，发现了遥远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接触到了新的事物。中国发明的火药早已被伊斯兰教转变为战争武器，至此才第一次为西方所知。培根认为，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西方掌握后，欧洲的文化和社会也随之改变了。附带说明，培根此言是从欧洲历史变化的角度出发，提出这些发明对于西方的阶段性影响，现在却被中国人片面地理解，以为中国文化只有这四件发明！

文艺复兴的意义在于欧洲人重新发现过去，并开始认识远方的人类文明，他们扩大了视野，不再甘于只接受独断的基督教文化。他们重新认识古典，并且设法将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作一番融合。关于文艺复兴的讨论，将见于下一部分。

在中国的中古时期，两个文化系统走着完全不同的步调：欧洲从多元逐渐发展为单一的系统，以教宗为主，逐渐走向僵化、独断；中国吸纳了许多外来因素，发展出多元而活泼的文化精神。在这个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李翱的工作，终于引发了后来理学、新理学和禅宗的活跃气象，而欧洲也最终发生了文艺复兴，打破了僵化的教会文化。

末、结语

中国自百家争鸣之后，整个发展虽然颇为坎坷，但是始终是一种向上的状态。

无论是汉还是唐，作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大朝，彰显着东方大帝国的气度和胸怀，在最后的明清两朝，空有庞大的领土，却失去了那种有容乃大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