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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和鱼，改变了我们的历史？

《大科技》杂志 2015-05-31 浏览44次

在我国，一说到南北方差异，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北方人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南方人撑船打鱼、稻花飘香的景象。而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肉”，主要指的是猪肉，“渔”是指人们在江河湖海里捕鱼或者钓鱼。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一直以来祖先们在对肉食的获取上，北方以猪肉为主、南方以鱼肉为主。那么，这种明显的差异是怎么产生的呢？

养猪是个大进步

北方人吃猪肉、南方人吃鱼肉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人们在长期的打猎过程中，随着技术和工具的不断改善，获取的动物也不断增多，这不但满足了人们日常的生活所需，并且逐渐有了富余。当时的人们将富余的猎物饲养起来，并且在饲养的过程中将其驯化，从而形成了“六畜”。

在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从野猪转化而来的家猪，逐渐成为驯化和饲养的主要动物，因为无论在猎取、驯化的难易程度还是食用的实用性上，猪肉都是上好的选择。野猪相对于其他的大型动物来讲，更易于捕捉；相对于小型动物来讲，猪的经济价值更高，与鸡鸭等小动物相比，一头猪可供更多人吃，而且猪肉的营养提供更全面；猪是杂食动物，在饲料上没有严格的要求，当时的农作物如一般谷物即可，易于日常饲养，饲养难度比其他动物要低一些。

正是由于这些优点，养猪被人们所接受并传播开来，到距今8000多年前，饲养家猪的方式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得到广泛的推广，距今6000多年以来，在全部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中，饲养家猪活动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直至占据80％以上，而黄河下游地区的古代居民在程度上则偏低一些，但总体上也是位于主要地位。

鱼，南方人的所爱

在南方，养猪吃肉却没有受到欢迎，尤其是在长江流域。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距今7000年左右就开始出现家猪饲养，但是一直没有受到重视，长江流域主要以狩猎和捕鱼捞贝为获取肉食的主要方式。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原始社会结束时，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都包含大量的鱼骨。有一个考古实例很有意思：在距今约5500～5100年的大溪遗址发现的一些墓葬里随葬有鱼，比如在153号墓的女性死者的双臂下各放一条大鱼，鱼长半米左右，几乎与死者的手臂一样长。这种以鱼作为随葬品的现象并不少见，南方人注重捕鱼的行为在此得到了印证。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其他地区是十分罕见的。

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除了鱼骨之外，野生动物的种类也很多，其中以鹿科动物的数量最多，可见当时的狩猎活动也比较兴盛。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些原始社会的遗址里也发现一定数量的鱼骨，这些遗址的鱼骨证明，鱼类在这个地区的饮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个地区自距今8200年前就开始出现家猪，但是从距今8200年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各个遗址里出土家猪的数量始终很少，出土的动物骨骼中以鹿科动物为主的野生动物一直占据优势。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人们获取肉食的方式基本上也是以狩猎和捕鱼为主的。

所以，根据上面的种种证据我们可以确定：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人主要通过养猪来获取肉食，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人主要通过打鱼、狩猎获取肉食，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是，同为华夏子民，相距算不得千山万水，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呢？

自然环境造就的选择

我国北方冬天的气温大部分处于零度以下，根据考古发现，当时的黄河流域在冬季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结冰期。由于温度的限制，鱼的产量比南方相对较少，而且冬天封河，更是给出船打鱼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北方依靠打鱼获取肉食，多少显得有些困窘而不靠谱。在环境的压迫下，我们聪明的祖先就开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日子。我们祖先驯养野猪为家猪，并将其进行日常的饲养，在不断地摸索中进步，演变到了至今以吃猪肉为主的肉食习惯。

而在南方，由于其地理气候等优势，渔猎也相对容易一些。我国南方的地形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多水多泽，一向有“江南水乡”之称，鱼类资源因此也就更丰富些。南方气候温暖湿润，有利于鱼儿生长的同时，没有了北方的严寒冰雪，也方便了当地居民全年的渔猎活动，保障了当地居民的全年肉食供给。而养猪要求有相对固定的居所进行圈养，也要有比较充足的饲料，与当时获取更为容易的鱼虾相比，通过养猪来获取肉食的方式自然会受到冷落。

由于以上种种，形成了北方以猪为主、南方以鱼为主的肉食格局。而这种格局也导致中国南北方文化产生了很大的不同，比如在中国的传统菜系中，形成了北方以煮肉为强、南方以烹鱼为精的特色，而更深层次的是，其对古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也是出乎意料的。

猪和鱼孕育了不同的文明

前文说到，猪需要有相对固定的地点进行圈养，还需要有大量的以谷物为主的饲料进行饲养，就像汉字“家”，有房子，里面还要有猪。而在原始社会以至于之后很长的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是由不固定逐步走向固定的；在食物的获取上，由于技术的落后以及劳动力的不足，很长时期内，人们获取的谷物连自己的肚子都不能满足，更不要说饲养动物了！

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人们逐渐住进房子，从采果实走向种植物。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作物有了剩余，这就为养猪提供了食物准备。而养猪的成功也极大地改善了古代居民的生活质量。

为了保障养猪这种获取肉食方式的长久实行，古代先民们也是做了很多努力。其中，建立有效的中央集权和完整的国家体制，跟养猪需要稳定居住的条件不无关系。

前文提到，养猪需要有稳定的居所和富余的农业收获。而稳定的居住环境和农业生产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来守护：面对大自然的侵袭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组织人力物力抵抗自然灾害；在面对社会问题时，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保证境内居民的居住安全和生产安全，不受歹人和外人骚扰，避免战争带来的混乱。

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在养猪比较普遍的古代中国的北方，中央集权政治比较发达，也相应带动了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所以造成中国古代前期黄河流域的政治要发达于南方的局面。

而在以捕鱼为主的南方，却在很长时间内基本没有建立强有力的政权，例如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从墓葬可以看出，成年死者大多埋葬于公共氏族墓地，没有明显的阶级等级，随葬品也很少，不成规模，遗址的遗存也明显落后于比其稍早一点的北方的龙山文化。与以大溪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相比，龙山文化已经有了政权组织形式的初级模型，有了管理者和管理机构，最明显的是有了贫富分化。龙山文化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比大溪文化要发达。

总体来说，“原始社会的北方比南方更进步”，这个观点从考古学家的发现来观察，不难得到证明，但是我们怎么能进一步肯定，这与养猪有关系呢？可有史实来支撑这个“养猪推动文明进步”的观点呢？这当然是有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对比就可以证明，养猪与政权的兴盛还真的有关系。

养猪与不养猪的区别

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良渚文化，位于今天的杭州余杭区，属于南方的文化。其让人赞叹的除了玉器以外，家猪饲养也成为大家感到惊奇的地方。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家猪骨骼在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突然占据多数，显示出家猪饲养在这个时期成为获取肉食的主要方式。

不过在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位于今天上海马桥一带）的遗址里，考古学家发现，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马桥文化时期不但猪骨、玉器并未发现，而且其他的出土文物也远不如良渚文化丰富。另外，马桥文化原始文字的结构和表意方式，比良渚文字更为简单，出土的文物更多的是带有渔猎的色彩，如打鱼时使用的工具等。渔猎活动下的马桥文化，社会结构也比良渚文化要简单得多。从以上种种迹象我们可以看出，马桥文化远不如良渚文化发达。

关于良渚文化时期的先民们为什么突然有兴趣开始养猪我们已无从得知，但是，从考古的种种证据看，在长江流域，良渚文化在原始社会时期，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领先于其他原始文化。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这与养猪还是有关系的。

也正是因为北方和南方在获取肉食的总体方向的不同，所以导致了我国古代早期北方要先进于南方的状况，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

所以说，还真别小瞧了养猪的作用，它在满足了我们口欲的同时，这也曾推动过历史的车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