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斗天赋点点满了！蒋介石是如何毁灭国民党党务系统

看了几本民穿，发现很多作者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组织根本没有任何概念，就像认为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就是国民党当然领导人，受到党内一致拥戴似的。

▲年轻时的蒋介石

对412我的观点是一惯412前国民党政治组织得领导人是汪精卫，蒋介石只是国民党军事统帅，他要不搞412以军干政，不利用军队彻底打烂国民党的组织他是上不了台的。不过虽然南方国民党组织受到了极大打击，被打击得土豪们反过来格了国民党员得命。但是不能简单说国民党党务系统就此瘫痪了，左派被打垮了，他还有新右派胡汉民派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南方的国民党党务受到极大打击但北方的国民党组织还是健全的。
先说丁惟汾派
北方的国民党组织中最主要的就是丁惟汾建立的孙文主义大同（１９２５年，黄埔军校的反共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孙文主义大同盟改名为中山主义大同盟亦称三民主义大同盟）。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委派丁惟汾担任北京执行部常委，他和李大钊一起领导北方京、直、晋、鲁等北方的国民党工作。随着国民党工作再北方的开展，北京执行部内逐渐形成了以丁惟汾为核心的右派和李大钊为核心的左派间的对立。

▲丁惟汾

１９２６年陈果夫到达广州之前，蒋介石没有接触过党务，在党务系统根本没有势力。在整理党务案后，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蒋介石才开始接触到国民党党务。１９２７年初，丁惟汾支持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主张对武汉党部的共产党人制裁。３月初，留在南昌的只剩下蒋介石、丁惟汾、谭延闿等６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张静江、陈果夫两名监察委员。蒋介石事实上已不能继续在南昌对中央党务发号施令，只得以“中央”名义宣布全体中央委员赴汉口出席二届三中全会。丁惟汾、陈果夫等这才离开南昌到武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蒋介石、丁惟汾、陈果夫为代表的新右派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蒋介石被免去了组织部长，丁惟汾也被免去了国民党中执委候补常委、青年部长的职务。

▲陈果夫

412清党后蒋介石身边缺乏管理党务的人才，但是要成为国民党的领袖他又要必须插手党务，于是和丁惟汾得合作就不可避免了。而丁惟汾虽然１９０５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次年由被推为同盟会山东联络人。武昌起义爆发后，劝促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是策动山东独立的重要决策人物之一。此后，他长期追随孙中山，１９２４年国民党改组，丁惟汾是２４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当时蒋介石都没能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丁惟汾虽然资历，地位、声望和都不足以和汪精卫、胡汉民相抗衡。不过从１９２６年冬到１９２７年夏，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派遣人员到长江流域从事推翻北洋军阀的地下工作，加之以前他长期负责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在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在北方得到许多党务人才的追捧，成为了国民党北方政治领袖，在国民党党务上也算一个实力派。
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形成宁汉两个政权激烈对抗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等，趁机联合汪精卫的改组派，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孤立蒋介石。蒋介石自知处境不妙，于８月１３日宣布下野。当时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在国民党内积聚的势力，不致因自己下野而各寻出路，命丁惟汾、陈果夫秘密成立“中央俱乐部”，进行反桂系活动，以作为他“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丁惟汾和戴季陶、陈果夫等利用中央党务学校开展反对桂系控制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活动，支持蒋介石复出。中央党务学校正式成立于１９２７年５月，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自任校长，戴季陶任教务主任，丁惟汾任训育主任，陈果夫任总务主任。它在成立之初，为蒋介石复出立下了汗马功劳。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１日，丁惟汾、戴季陶、陈果夫利用中央党务学校煽动学生闹事，捣毁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翌日党校学生又聚众示威游行、高呼口号。由于军警开枪镇压，造成“一一二二惨案”。事后蒋介石接连发表措辞严厉的谈话，要求严惩凶手，使当权派——桂系操纵的中央特委会声誉扫地，为自己重掌大权制造舆论。１９２８年１月６日，谭延闿、丁惟汾、陈果夫接收了特委会，７日，中央党部正式办公，特委会取消。丁惟汾也利用这一机会，大力在各地发展自己势力，逐步形成为一支在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力量。１９２９年以前国民党各省市组织绝大部分为丁惟汾派系所掌握，所以才有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

▲原中央党务学校旧址，后更名为国立中央政治大学，现为江苏省党校。

192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此时蒋桂冯阎合作的第二次北伐刚刚结束，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他乘战胜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之余威，开始向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开刀。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的目标主要是三个：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手握重兵的新军阀，他倡议裁兵；对有独立王国姿态的各地政府分会，他主张取消；对国民党党权，他要求独揽。
国民党五中全会激化了蒋介石、陈果夫和丁惟汾的矛盾。会后不久，胡汉民从国外回国，倡导实行孙中山提倡的“五权宪法”，利用五权分离的办法和孙中山这顶大帽子，压蒋介石让权。和以前了支持蒋介石反胡汉民的做法不同，这次丁惟汾坐山观虎斗，既不反蒋，也不反胡，而是对他有利的议案，无论是谁提出的，他都支持；对他不利的议案，他都反对。和蒋介石、胡汉民既互相利用、勾结；也互相指责、争斗。

▲国民党第二届五中全会

丁惟汾和蒋介石、陈果夫在党权上的争斗，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但公开爆发在1929年3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 为了保证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自己的意旨下进行，早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会时，蒋介石即为此做准备。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陈立夫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选派大批他们认为忠实可靠的人员，委任为整理委员，派往各地，组织当地的党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党员的重新登记和建立新党部工作。
本来建立新党部，排挤原有党部人员，已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可是建立新党部时，陈果夫、陈立夫一时找不到那么多完全可靠的人员派往各地，于是饥不择食，一些看来可靠但实际上反蒋的人员也被派了出去。这些人到了各省，与当地的反蒋分子串通一气，就使陈果夫、陈立夫整理地方党部的成绩大大地打一个折扣。整理各地党部本是想换上自己的人，但一些地方不仅没换上，得罪了原有党部的人不说，换上的还是蒋介石的敌人。

▲陈立夫

整理地方党部没有达到目标，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如期举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圈定与指派国民党三大代表的办法。 按照国民党中央第187次常会通过的国民党三大代表产生办法，圈定是由国民党中央事先规定某一地方党部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当地党部按规定人数的一倍向中央上报代表名单，再由中央组织部圈定其中的一半作为代表。指派适用于那些尚未成立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没有党部，不能提供圈定名单，所以干脆由国民党中央指派某人为某地代表。
1928年9月，胡汉民回国后，和孙科一起到南京，被增补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胡汉民、孙科在国民党内名望、地位都比较高，而此时蒋介石又和汪精卫斗得不可开交，对胡汉民。孙科比较迁就。胡汉民、孙科知道他们在圈定，指派代表时不会吃亏，也就支持了蒋介石的圈定、指派办法，这就苦了汪精卫的改组派、酉山会议派和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

▲胡汉民

在党务问题上，丁惟汾和陈果夫早有争斗，但以前要共同对付汪精卫和胡汉民，所以双方都比较节制。这次蒋介石、胡汉民合作，胡汉民的能量要比丁惟汾大得多。蒋介石要在三全大会上占较多的代表名额，胡汉民、孙科也得占便宜，代表名额就那么多，僧多粥少，吃亏的也就只能是丁惟汾了。
圈定、指派代表的办法立即遭到各地党部的强烈反对。一些派系不仅发表文章公开指责，而且有的地方公开闹事，这迫使蒋介石和胡汉民不得不考虑修改代表产生办法。 1929年2月ZI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199次常会，对原定的圈定，指派办法进行修改，便产生了一种新的规定。 普通党部：包括38个省市，用四种方式产生代表，南京。上海、广州、广东代表由选举产生；江苏、浙江、湖北、汉口、天津、山西、广西、甘肃的代表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北平、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南、四川、福建、江西、云南、贵州、河北、哈尔滨、察哈尔、绥远、热河、黑龙江、吉林、辽宁，由中央指派；西康、外蒙古、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西藏、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铁路及海员特别党部：用三种方式产生代表。沪宁、沪杭雨、津浦三局，由中央圈定代表；平汉、粤汉、海员党部，由中央指派代表；平绥、平奉两路，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军队特别党部代表单独产生。
海外华侨代表产生办法另定。
蒋介石和胡汉民的这个代表产生办法用意很明确，他们能够确实保证自己选举获胜的地方，就选举如蒋介石在南京、上海，胡汉民在广州、广东，否则就指派或圈定。
代表很快就产生了出来，共406人，其中指派表211人，圈定代表122人，两项共 333人，占代表总数的81．2％。其它代表由选举产生。指派、圈定的代表当然主要是蒋派、胡派或孙科的人。这些指派或圈定的代表，有的都产生得让人莫名其妙。如国民党中央指派谷正伦为哈尔滨特别市党部代表，谷正伦是贵州人，未在哈尔滨任过职，甚至从未到过哈尔滨，更不用说负责过哈尔滨的党务了。因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南京警备司令，也就硬是代表了哈尔滨。
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做法，使其他各派面临了生存危机。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历来以北平、天津为基地，势力遍及北方各省和南京，可由于陈果夫操纵圈定，不仅南京大同盟人员未当选，即使是大同盟势力控制的北平、天津也未被选中。改组派的情况也比大同盟好不了多少，大批干将不要说升迁，连代表也未选上。共同的利害所在，使大同盟和改组派联合了起来。

▲1929年1月25日国军变迁委员会议闭幕合影。前排左三为胡汉民，前排左四为蒋介石。

改组派和大同盟要求国民党内民主，反对指派圈定代表，反对蒋介石包办三全大会在国民党内部获得了广泛的同情。1928年11月2日，改组派与大同盟策动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发表辞职呈文，抨击落记中央，指责蒋介石剥夺党员民主权利，违背孙中山遗教，和北洋政府的官僚串通一气。 南京市的改组派和大同盟分子利用国民党内普遍的不满情绪，逐渐将事端扩大。 1928年11月8日，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多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抗议中央剥夺党员的民主权利。各区党部代表并举吴健、谷正纲、刘行峨三人为代表，列席国民党中央常会，请求抗议书立即给予答复。胡汉民对三人加以训斥，但三人不服，退出常会并开始在南京组织抗议活动。
当南京大同盟联合改组派发动反蒋时，丁惟汾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并离开南京到北平。在临走之前，他嘱在南京的大同盟分子发动反蒋，他本人在北方发动。 在北方，丁惟汾首先指使大同盟分子发动学生起来闹学潮。又利用阎锡山、白崇禧解散北平、天津国民党工会的事件，以平、津市党部的名义猛烈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并要求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赶出国民党中央。北平、天津两市的工会也声言反对国民党中央。随后，受改组派和大同盟影响较大的国民党云南、浙江、山西、江西、绥远、河南、江苏省等市的国民党党部都闹了起来。
反蒋派的声势越来越大，使南京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思考妥善的处理办法。这时蒋介石正在皖北检阅部队，闻讯后立即从徐州发电，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中央政策的攻汗。11月19日，在南京中央党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戴季陶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训话，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抗议中央决议”，“绝对服从中央”。同时，国民党中央召开党务会议，通过《申明党纪令》，对各地党部指责国民党中央的行为，“明令申诫，嗣后若再有此种违反纪律之言行，一经查悉，即予移付监察委员会从严惩戒，以维党纪。”随后，宣布撤销浙江、河北、山西、江西、绥远、北平的党务指导员，撤回派往云南的指委，另行选派。国民党中央企图用高压手段迫使反对派向他们屈服。

▲戴季陶

但是，由于代表问题关系到一些地方国民党党部的个人利益，这些人又得到改组派、大同盟的支持，国民党内又广泛同情他们的政治主张，反对派们并没有屈服。 1928年12月22日，北平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策动北平市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五团体，发表通电，反对国民党中央党部撤销北平市指委的决定。其它省市也继续反抗。 在这种非常尴尬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改变手法，首先决定瓦解了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
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参加者大多为青年人，除丁椎汾本人外，其他人资历、地位和声望都比较低。而丁惟汾本人的声望也不及胡汉民、汪精卫。所以，尽管胡汉民、汪精卫在政治斗争上屡屡败给蒋介石，由于除胡汉民、汪精卫二人外，胡派和汪派还有人占据国民党高位，因此，胡派在胡汉民去世之前，还是一直有战斗力的。汪精卫身边也有大批的追随者，就是以后他叛国投敌，也还是有一些人追随他去当汉奸的。

▲汪精卫

本来北平、天津一带党务是丁惟汾的势力。但国民党二次北伐后，阎锡山、白崇禧分得了北平、天津地盘。当时阎锡山、白崇禧名义上是国民党内的高级人员，实际上对党务一窍不通，也看不起党务人员，认为他们全是卖狗皮膏药的，靠嘴皮功夫混饭，至于利用党务人员去和蒋争夺人心那就更不知道了。脑子里还是那套武力万能的军阀老粗思想，这两个人手握平、津军权，早就对把持平、津政权的国民党党务分子看不顺眼。但彼时蒋、丁尚在蜜月，丁据有国民党中常委的大义名分，阎锡山、白崇禧也就对把持平、津政权的国民党党务分子无可奈何。这次丁惟汾和蒋介石交恶，阎、白便利用维护国民党权威的名义，对丁在平、津的支持者开刀，以武力镇压了北平市工会和北平学生联合会，又强行解散天津市党务委员会。
丁惟汾遭阎锡山、白崇禧一阵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自己的人马，趁机打入北平、天津党部，对大同盟成员大打出手。随后又逐一收拾了惟汾在其它地方的势力。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惟汾进退无措，被迫向蒋介石、陈果夫屈服。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也就此瓦解了，他的青年党徒或投靠陈果夫，或投靠汪精卫，或投靠阎锡山，各自寻门路去了。从此，国民党内的丁惟汾派不再存在。陈果夫、陈立夫也乘机用自己的人马填补丁惟汾派的空缺，基本上控制了丁惟汾在各地的党部。在1929 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趁机把各地的亲信圈定、指派为大会代表。在这一次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二陈完全把持了国民党党权。 “蒋家天下丁家党”变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

本文作者 : yx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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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媒体：好百科 作者：看北朝